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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北京警方将开展文明举止活动,昨日社论提出,有没有冷言冷语,让警察负责举证。笔者认同这种观点,也想从举证制度入手补充一点意见。

  众所周知,在行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,由行政机关依法承担举证责任,这主要是为了督促其必须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具体行政行为;而在某些非诉讼行政事务处理过程中,如处理群众投诉方面,近来也有一些部门援引此类做法,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但终归说来,对非诉领域内的举证倒置作用不必过于拔高。

  机关行风建设的最终目的,显然是为了切实推动公务员素质的全面建设,而不仅仅限于某几次投诉处理的胜败。从实践中看,在查究“不文明用语举止”方面,通常不会包含太多的“技术性”或复杂性,尤其是窗口服务领域,某位公务人员的接待表现如何,常常具有一定的公开性,是在场群众“有目共睹”的。假如一位公民投诉某公务员时,有些事还查不太清楚,而当有多人投诉或者经常性被投诉时,该公务员的一味辩解是否就已然显得有点苍白呢?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也是检验公务员诚实品质的一块“试金石”。另一方面,如果仅仅是为了达到“自证清白”的目的而采取诸如安装摄像头、配发录音笔等措施,是否真正符合执法资源利用的效能原则和节约原则,似乎也值得商榷。

  笔者认为,目前公共行政领域比较缺乏或者亟需提升的一种职业伦理品质,是容忍意识。对于表达能力较差,以及带有某种急躁情绪的群众或当事人,公务员应当尽量做到宽宏忍让,耐心倾听群众意见并予以有效解决,而不能“以躁对躁”甚至表现出厌恶推诿情绪,这种适度容忍品格实际上也是公务员素质的重要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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